語言不通，思維也會不同么？

作者：貓獰科普

網絡上流傳著不少玩笑，笑點都是不同民族的差異。例如，中國人的口算能力比美國人高不少，只要試試美國人的乘法口訣表就知道，和我們的一一得一相比，實在是太冗長繞嘴了。而法國人一出馬，我們就輸了，原來他們的數字表達古怪，竟成了他們口算的得力武器。這些說法可能沒什么實驗證實，但是卻和不少人的經歷符合。也許，我們的語言真的影響力口算能力？

【資料圖】

每一天，我們是如何感知身邊的種種事物的呢？軟的、濕的、大的、長的……我們感受這個世界，用各種不同的屬性劃分它。左邊、右邊，東南西北，我們用不同的方位來表示事物的位置。今天明天、之前之后，位置也表現在時間之流中?，F在問題來了：如果一種語言的在描述物品時，根據軟硬來變化詞根；如果一種語言表達方位的方法是靠海一邊和靠陸地一邊；如果一種語言用從左至右來表達時間的先后，那么，說這些語言的人和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不同？

這些問題在十九末成了重要的問題。歐洲學者解除了各大陸的民族和語言，開始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大學者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考察了各種語言后，開始宣稱德語、英語和其他印歐語言更為完美。之后，不少學者在研究土著民族時發(fā)現，相對于他們的母語，土著語言中有太多看起來毫無規(guī)律的東西。有些人索性認為，這些都是土著語言劣等的表現。還好，有另一位學者不這么看。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通過研究因紐特人的語言，指出那些看似不同的發(fā)音，并非方言，或者無規(guī)律的變化。當地人交流時對于這些變化的感知，和前去調查的學者感知的并不一樣。與其說這種感知的差異是語音的差異，不如說，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差別。這種語音的特點對于因紐特人的意義，也許完全不同于處于另一文化中的學者。

博厄斯的學生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深受他這種思想的影響。他著迷于研究美洲原住民的語言，和他的學生本杰明·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一起，他們舉了大量的例子來說明語言相對論。例如，沃爾夫認為，一種印第安人的語言霍皮語和英語不同，沒有表達連續(xù)時間單位的能力，因此他們對時間的認知和說英語的人完全不同。再比如他們指出，很多實驗員在危險的環(huán)境下吸煙，是因為受到了描述環(huán)境時語言的影響。最為著名的恐怕是對于因紐特語言的那個論斷：對于因紐特人來說，有一大堆表達“雪”的詞匯。他們認為語言會決定思維，不同語言的人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而人們將這個觀點概括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之后的事情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他們的假說被神話，也被抨擊。拿神話來說，那個因紐特人語言中有多少描述雪的詞匯，從十幾種，以訛傳訛變成了幾十種，幾百種，最后竟然有一千種的說法。各種語言之前的差異，也被拿來當作“德國人嚴謹、法國人浪漫、中國人數學好而日本人集體觀念強”的證據，也不管其中有多少根本是語言不通的臆測，多少是循環(huán)論證而已?？傊Z言差異、民族差異和思維差異對于很多人糾纏不清，有時甚至助長了對于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從當年博厄斯反對的偏見，變成了偏見的強化版，這可真是諷刺。

和神話的一面正相反，對于薩丕爾和沃爾夫當年研究的批評則成了學術界的主流。他們舉的很多關于土著民族語言的例證，經過詳細的考察，其實站不住腳。從喬姆斯基，到近年來著名的神經科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更是主張普遍語法等理論，認為當年那些研究嚴謹程度實在堪憂。對于假說，語言學家也提出了強弱兩個版本；弱版本將語言決定思維弱化成了語言影響思維。即便如此，很多研究還是受到了批評。

盡管有“大牛”指引方向，對于樂于爭鳴的科學界，也總有人逆流而上繼續(xù)探索。例如近幾年的一位學術新星，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雷拉?波洛狄特斯基（Lera Boroditsky）使用的方法就似曾相識：通過研究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人們存在的認知差異，試圖找到語言對思維的影響。例如她和她的同事們研究的澳洲土著民族 Pormpuraawa 人。這些人的語言中沒有左右的概念，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只能按照東南西北來處理空間位置關系。你不能說，站在我左邊的這個人，而要說，站在我南邊的這位。從小說這種語言真可謂一種特別的訓練，一個當地小女孩能閉眼分辨東南西北。而他們對于時間的認知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拿出一組故事照片，讓人們按從前往后來排列，說英語的人習慣從左到右，而說希伯萊語的人從右往左，對于 Pormpuraawa 人，麻煩來了——坐南朝北時還是坐北朝南時，他們排布的方式正好相反，因為他們能依據的只有絕對方向。波洛狄特斯基推論，漢語里的時間狀語大多和上下有關，搞不好對于中國人，最舒服的排序方式是由上自下。

我們都知道，很多民族對于顏色有不通的劃分方式，有些民族對藍色和綠色不做區(qū)分，有些又細分了紅色到黃色的光譜。這種劃分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呢？俄語中，深藍和淺藍是兩個不同的詞匯，波洛狄特斯基就發(fā)現，對于分辨藍色的光譜，俄語母語者明顯比英語母語者更迅速準確。不同語言對于主動語態(tài)和被動語態(tài)的說法也不同。杯子被打碎了是一個事件，如果是故意打碎，說英語的人和說日語的人對于誰打碎的記憶能力一致，而如果是偶然打碎，日語母語者就經常記不住是誰打碎的。因為對于偶然事件，日語中不需要提示施動者。漢語中，對十一、十二、十三這樣的字眼明確提示了十進制，英語的 eleven、twelve 就不明確，結果，中國小孩對于十進制的掌握會早于英語母語者?？傊?，和當年薩丕爾的經驗與描述不同，如今的學者利用實驗的方法，試圖找到真正的、語言影響思維的證據。

如果文化心理學走跨文化研究的路線，認知語言學則早早就開始了對喬姆斯基理論的反動。他們最關心的不是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而是語言研究的更根本問題。喬治·拉可夫（George Lakoff）等學者針鋒相對，把認知當成了語言研究的關鍵。且不管那些復雜的語言學問題，我們來看看拉可夫本人是怎么給出建議的吧。這位學者對于公共生活積極入世，寫作了《政治心智》、《別想那只大象》等著作，將他對于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帶到了政治領域。他指出，善用語言的政治人物都在制造一個又一個的語言框架，這些框架左右了對話者的思維。

還記得小布什在國情咨文中這樣描述對伊開戰(zhàn)：通過聯(lián)合國途徑是“舉手獲準”，這個詞讓人聯(lián)想起小學生報告老師，讓聽眾反感這種行為。而對于減稅政策，他的政府使用的詞匯更是暗示他在停止錯誤政策的損失。對于民主黨，一旦辯論中也用了這些詞，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對方預設的語言框架，不僅被牽著鼻子走，而且還幫忙向選民強調了政敵的價值觀。這一套游戲非常巧妙，背后是一整套價值觀。拉可夫指出，對墮胎、控制槍支、對外政策和稅負政策的態(tài)度，看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美國的左右兩派卻能在這些問題上每一個都針鋒相對。這是因為這些政策背后隱含著兩套價值觀，一種是嚴父式的，一種是養(yǎng)育式的。嚴肅道德，強調男性品質，強橫和主張自己管理自己的嚴父式價值觀深藏于美國保守派話語的背后，聯(lián)系了選民們一系列非理性的認知，也是共和黨右派很多言論語言框架的基礎。針對這種價值觀，討好它還是講求理性，很多時候并不是最好的選擇。要想獲得認同，需要有自己的語言框架，堅定自己的價值觀。這，也是語言和思維交互作用的一面。

波洛狄特斯基等人的研究繼續(xù)受到語言學者的批評，認為他們的實驗設計不夠嚴謹。而拉可夫的理論，不知道對于美國政客能有什么啟發(fā)。倒是有一點可以確定——我們周遭本來就有很多想法不同的人，在強調說不到一塊去之前，也許可以先聽聽，他們是如何認知這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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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語言不通 針鋒相對 喬姆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