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被譽為唐代小學生啟蒙教材（引題）?

存世最早的敦煌本《蒙求》影響深遠（主題）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羅海韻

【資料圖】

唐代李翰《蒙求》作為古代啟蒙教育階段的教材，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的童蒙教育書籍，在唐代以前，極為盛行且影響深遠，又以其名取自《易經(jīng)·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故后世童蒙讀物多以“蒙求”命名。然而由于此書原著早已失傳，后世所見殆為后人補注，無法窺其原貌。

如今，在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歲月變遷后，來到成都博物館“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中，就能看見正在展出的敦煌本《蒙求》。

敦煌本《蒙求》為存世最早的《蒙求》抄本，本殘卷開頭17行為唐李良薦《蒙求》表，接下來的4行為唐李華《序》的部分內(nèi)容，后為“蒙求”正文并注釋，注用雙行小字。它的發(fā)現(xiàn)不但可以復原唐代《蒙求》一書的原貌，還對考訂此書的作者、時代及注文等相關問題提供了幫助。在考察古代蒙書的發(fā)展方面，《蒙求》同樣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蒙求》一書的作者到底是誰？

關于《蒙求》一書的作者，歷來有“李瀚”“李翰”兩種說法。最早關注敦煌本《蒙求》的研究者是王重民先生，他在《敦煌古籍敘錄》中著錄了李氏《蒙求》2件；王三慶《敦煌類書》“類句體之類書”一節(jié)中，也提及了敦煌藏經(jīng)洞P.2710和P.4877兩件《蒙求》寫本；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中“敦煌寫本知識類蒙書”一節(jié)在前人著錄、研究的基礎上對三件敦煌本《蒙求》殘卷進行了詳細的著錄與研究。李良《薦表》和李華《序》為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據(jù)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員祁曉慶介紹，關于唐代《蒙求》的作者、時代和注文的研究成果較多，但主要集中在對作者時代的爭論方面。根據(jù)《蒙求》在宋代書目中的著錄次序，清代學者周中孚指出“李瀚”之說為誤，該書作于唐代，作者應為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清光緒六年，楊守敬據(jù)日本古鈔本《蒙求》指出，李華《蒙求序》及饒州刺史李良《薦〈蒙求〉表》，證明《蒙求》的作者“李瀚”確系唐人。之后，文史學家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中據(jù)以論證《蒙求》的作者及時代，明確指出《蒙求》的作者即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翰”“瀚”相通。

關于《蒙求》的作者，在唐宋時期的文獻中存在‘李瀚’及‘李翰’兩說，但均指出其為唐人。到了清初編修《全唐詩》的時候，才出現(xiàn)了《蒙求》作者‘李翰’為唐末五代人的說法。祁曉慶進一步補充道：“敦煌文獻刊布后，學界進一步印證了余嘉錫的結論。2004年，傅璇琮先生在對《蒙求》的流傳及研究狀況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指出《蒙求》的作者并非翰林學士李翰。此后，以唐雯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對傅璇琮的觀點進行了發(fā)揚，西北大學李軍教授對李瀚與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之關系做了進一步的闡釋，確認“李瀚”與“李翰”應為同一人。

《蒙求》對童蒙教育有深遠影響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取經(jīng)傳史實故事，四言一句，現(xiàn)存版本共596句，2384個字，除了篇末最后四句外，每一句都講一個典故，涉及典故592個。敦煌本李翰自注《蒙求》殘卷正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起于“王戎簡要，裴楷精通”，訖“鳴鶴日下，士龍云間”，共50句。作為唐代撰寫而成的一部童蒙類讀物，在唐宋時期影響巨大。唐代文宗李華曾在所作序言中寫過一句話，“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在此基礎上，李良的推薦語中也說，“漢朝王子泉制《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宮人誦習。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哉! 錯綜經(jīng)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p>

“蒙求體”蒙書教材具有顯著的教育功能。祁曉慶認為，“從時代上看，《蒙求》上承《千字文》，下啟《三字經(jīng)》，在篇幅和知識含量上，相對于兩者卻有過而無不及；從流傳范圍看，該書不僅遠播敦煌，更是在唐末之際成為日本皇室的讀本。”她介紹，作為唐代撰寫而成的一部童蒙類讀物，《蒙求》在唐宋時期影響巨大，《資暇集》《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等均有所引用或著錄。經(jīng)過歷史沉淀，“蒙求體”以其文化的博深、體裁的新穎、理解的簡易，既有傳承文化的意義，又有教化的道德價值。

“蒙求”強調(diào)的是激發(fā)蒙童主動求知的欲望，以及主動求索的內(nèi)在動力，而非通過外界力量來迫使童蒙去學習。書名《蒙求》的含義也與書中所敘內(nèi)容和體例相符，即一句一個典故或者一聯(lián)一個典故，這些典故背后都包含著非常豐富的歷史知識，要想弄懂這些知識，孩童必須去主動查找和學習，這個過程就是激發(fā)童蒙主動探索和學習的過程。

隨著時代的變遷，蒙求教育由最初的識字基礎教育，逐步轉(zhuǎn)入歷史、常識和德育類教學，既有助于文化知識的傳承，又能培養(yǎng)兒童的興趣和綜合能力?！袄觅N近生活的文史掌故和生活常識，對兒童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敦煌本《蒙求》補充了蒙學教材的內(nèi)涵，也使得教學更為方便。”祁曉慶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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